碳交易从确定试点至今已历经五年，但至今它的热度仍未褪去。

　　2017年，我国将启动全国碳市场，随着这一时间点的临近，我国对于全国碳市场的具体安排也悉数出炉。在我国正式启动全国碳交易市场的首年，所有参与全国碳交易的企业名单将确定，这些企业的历史排放数据都将得到第三方核查，而且在这一年中，我国将完成对碳排放权配额的发放，基本具备交易条件的地区可以率先开始交易。

　　事实上，自2011年我国确定7个碳交易试点、进入碳交易元年起，不少人才开始对这个陌生的词汇有了模糊的印象。随着北京、深圳等试点城市接连鸣锣启动交易，中央在各项政策、表态中愈发频繁提及碳排放权交易，各界对于碳排放权交易也逐渐熟悉了起来，呼吁建立全国统一碳市场的呼声越来越响亮。7个碳交易试点碳排放交易总量已占当地碳排放总量的40%以上，高耗能产业基本都被涵盖其中，各地实施交易后，碳排放降幅比同类非试点地区明显增加。

　　基于此，业界普遍认为，2020年后我国纳入碳交易的行业、企业范围将进一步扩大，根据测算，未来我国碳市场的年交易量大约将达到30亿——40亿吨。这意味着全国市场启动后，我国将形成世界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并且体量还将继续增加。然而随着市场规模的日渐扩容，碳交易却并非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艳阳天”。

　　子行业纳入或扩围

　　1万家控排企业，这是气候司此前预测的全国碳市场纳入企业数量。不过，截至3月底，21个省份和10家央企报送的控排企业名单只有4000家。“我们希望最后能纳入7000家企业。”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国内履约处副处长王庶介绍，有些地方政府提出，要增加全国碳市场覆盖行业的范围。

　　根据发改委的设计，全国碳市场初步覆盖8大行业、18个子行业。其中，品类繁多的化工行业仅纳入了乙烯、合成氨、电石、甲醇四类。“有些地方提出，化工和钢铁行业纳入的子行业太少。我们也在考虑是否要增加产品，尽可能包括主要排放源。”王庶说。

　　已纳入行业最关心的还是配额分配问题。中央深改办确定的2016年重点改革任务中也提到，要制定出台碳排放权交易配额分配方案。全国碳市场已确定以基准法为主，历史强度下降法为辅。前者是根据重点排放单位的实物产出量（活动水平）、所属行业排放基准和调整系数来计算重点排放单位配额，后者根据实物产出量、历史强度值、历史强度下降率和调整系数四个系数来计算配额。

　　而在18个子行业中，热电联产、电网、铜冶炼、钢铁、纸浆制造、机制纸和纸板、机场7个子行业将采取历史强度下降法，剩余11个子行业采取基准法。气候司每周都会去全国各地的企业开展实地调研，希望4月底能完成第一轮调研。今年内将出台配额分配方案，先在每个纳入行业选取几家试点企业开展配额试分配，而后完成所有企业的配额分配。

　　除了七个试点的交易平台，全国碳市场将另建几个交易平台，最终确立10家以内的交易平台。“确保政府不过多干预市场，采取引导激励政策提高市场交易活跃度，设计风险防控机制避免交易投机行为，是确立交易平台的三个难点。”王庶说。

　　碳交易与碳税的博弈

　　而就在几年前，在人们对政策取向的认识相对模糊时，是关于究竟碳交易还是碳税更有效果理论博弈的高潮期。显然，在几年后的中国，碳交易市场已先于碳税做出了实际行动，进行试点示范，并计划于2017年全面启动全国碳市场。

　　此时此刻，再谈及碳交易与碳税的博弈，是否已经失去价值？被问及此，能源基金会（中国）低碳发展项目主任胡敏则态度坚定地说“不”，“这一争议即便放到现在依然对于碳定价机制的推动和健全有着很重要的意义。碳交易的制度设计现在还并不健全，专家们的普遍观点是碳交易市场仅仅覆盖了50%—60%领域和行业内的配额，那么剩下的怎么办？是坚持将碳交易市场设计成类似于‘碳税’的单一机制？还是可以考虑采用与碳税并行的混合模式？怎么征收？这些问题都值得考虑。”

　　实际上，就碳税而言，碳税税率的设定好坏直接关系到这种机制的运作效果。“碳税覆盖范围广泛，不需要额外建立监督管理机制；价格稳定，从而使得企业能够更好作出如何减少排放的决策。”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虽然是碳税政策的拥护者之一，但同时也直言单独的碳税会给企业带来负担。

　　而与之相对的是碳市场。价格不确定容易造成碳市场的风险。与碳税相比，碳交易虽然并不会在第一时间给企业带来冲击，但是由于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一开始就被设定，因此每一单位的排放量的价格是波动的，完全由市场供需决定。

　　企业履约不积极现象仍存在

　　此外，所谓碳配额履约，是指控排配额企业经过第三方审查机构审核后，按实际年度排放指标完成配额清缴。由于企业不配合等原因，2014年，北京、广东、天津推迟履约期，2015年，湖北、重庆、天津推迟履约期，2016年，北京、深圳等地仍有企业不履约。

　　目前，深圳、上海、北京、广东、天津已进入或完成第三个履约期，湖北、重庆也已进入第二个履约期，履约情况逐年向好，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6月22日，北京公布的上一年度未履约企业超过80家，其中包括北京妇产医院、故宫博物院、国家电网公司等“大单位”。两年前的2014年7月，北京也曾对百盛、世邦魏理仕等单位开出碳排放超标罚单，按照当时碳价3到5倍征收罚款，最严重的一家企业面临上百万罚金。然而，从今年的未履约企业数量看，当年罚单的警示作用值得画个问号。

　　在天津，一家化工厂2014年、2015连续两年都未履约。2014年，该厂负责人曾介绍说，“不知道怎样就被纳入了碳排放管理”。2016年6月底，该负责人表示，虽然现在他愿意参加碳排放控制，但由于自己的厂子目前处于停产状态，恐怕还是没办法履约。不过，几天后的7月1日，天津市发改委发布的公告显示，目前天津的109家企业100%履约。据《天津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该文件并未规定处罚内容，上述化工厂的负责人也表示，两年多来天津市发改委多次规劝，但没有给他任何惩罚。

　　天津科技大学能源环境与绿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孙振清等多位专家表示，虽然各地都有相应的惩罚措施，但大多为政府文件，约束力相对较弱，一些企业拒不履约，此外，由于碳价较低，也有企业购买超排配额草草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