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吉宁大力促进铁腕治污成常态 |
| 2016-4-24 12:14:10 阅读次数：854 |
| 舆论认为，环保部门去年以来敢于频频对央企及一些争议多年的大项目动刀子，除了有新《环保法》“撑腰”外，也与陈吉宁本人“空降”环保部、利益纠葛较少有关，这样才能够放得开手脚。同时，陈吉宁对治污对经济的影响也有清晰的判断。 2015年1月，51岁的陈吉宁从清华大学校长职位上调任环保部党组书记，次月又成为环保部长。彼时，舆论对这位国务院直属机构最年轻的正部级官员能否担起环保重任，多持观望态度。 3月11日，全国两会期间，在上任一年多后，陈吉宁首次向外界展示了去年环保部门的数据：对33个市开展督察；约谈了15个市级政府主要负责人；全国实施按日连续处罚715件，罚款5.69亿元，查封扣押4191件；各级环保部门下达行政处罚决定9.7万余份，罚款42.5亿元，比2014年增长了34%。 陈吉宁主政环保部至今，环保执法由弱势到强势的转变明显：“红顶环评中介”遭遇清理，市长被约谈呈常态化趋势，与公检法部门联动频繁，小南海水电站项目等多个老大难项目被叫停。 4月10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2015年以来，环保执法变得强势“沾了两个光”：一是去年1月出台的新《环保法》，规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行政首长或因污染问题引咎辞职；二是去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规定凡是不支持环保的党委或政府就要追责。“这二者给环境保护工作撑了腰。”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一系列改变的背后，与陈吉宁出任环保部部长有重要关系。将来，环保的举措或将日趋严格。 环保“变硬了” 陈吉宁主政环保部的第一年，也是“史上最严”环保法开始实施的第一年。 上任之初，他用了一句英文来讲新《环保法》。“一个好的法律，不能成为pieceofpaper，不是纸老虎。” 2015年3月16日，为全力贯彻落实好新《环保法》，履新不久的陈吉宁要求，对于违法特别是未批先建的企业将进行全面排查。同时加强与公检法部门联动，强化刑事责任追究，做到四个“不放过”，即不查不放过、不查清不放过、不处理不放过、不整改不放过。 在以往的现实语境中，环境执法有时显得非常尴尬。环保部门经常用来自嘲的一句话是“没有枪、没有炮，有的只是冲锋号”。但现在环保部门“腰杆子硬了许多”。 多次率队进行执法监察的郑州市环境监察支队工会主席李在龙讲了一个故事： 2015年“六五”环境日当天，他带队去郑州某县去查企业，对5家企业下了约谈通知。在约定的时间，5家企业的负责人都来了，并且态度很好，当面认错、认罚，并承诺加强管理。 “以前，他们一般不会这么配合。我们在执法时会遇到很多阻力，很多时候都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甚至还有被放狗咬、扔砖头的遭遇。”李在龙说。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陈吉宁说，2015年，全国环保部门共检查企业177万家，查处各类违法企业19.1万家，责令关停取缔2万家、停产3.4万家、限期改正8.9万家。联合公安部、最高检对两起性质恶劣的案件进行了挂牌督办。全国移送行政拘留案件2079起，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1685件。 “移交公安机关这种严厉的行为，原来很少见。一方面说明新《环保法》的威力，也增强了环保人的治污决心。”李在龙说。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驻会副主任、中国环境资源法研究会副会长吕忠梅透露，陈吉宁上任后，行政变得更加主动，为了让新《环保法》顺利实施，仅各项法律法规和规范性的配套文件就出台了近百条。 另外，环保的执法逐步回归法律赋权。陈吉宁着力推进环评制度改革，将审批与监督分开。 2015年，环保部“红顶中介”的问题曾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在2015年的全国两会上，陈吉宁表示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今年2月28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办的中外媒体见面会上，陈吉宁说，去年年底之前，环保部的8家环评机构已经全部脱钩。他说，不仅是环保部与环评机构要脱钩，地方各省市县环保部门的环评机构也都要脱钩。“全国各地已完成了140家环评机构脱钩，2016年还有200家类似的环评机构需要脱钩。” 陈吉宁说，这个脱钩是彻彻底底的脱钩，人员完全脱离，财务全部脱离，没有任何资产方面的联系。“这是割自己的肉，阻力很大，但是我们坚定不移。” 此外，环保部还通过改革部内司局设置，优化执法资源配置。2015年2月，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了环保部机构编制作部分调整，不再保留污染防治司、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司，设置水环境管理司、大气环境管理司、土壤环境管理司。2016年3月，这一调整落实到位。 吕忠梅表示，新《环保法》改变了过去单纯依靠行政机制的单一思路，建立了行政、司法并重的机制，特别是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将行政与司法进行了有机衔接。 据她透露，目前，全国已经成立500多个环境保护法庭、审判庭，社会团体、检察院提起的公益诉讼已有多起，2015年，全国法院受理了近30万件环境资源案件。 “环保钦差”驾到 2015年，约谈，无疑是环保领域的一个关键词。在网上甚至流传一句话“部长喊你谈话”。 陈吉宁一上台，便将“第一把火”烧给了地方政府。履新2个月内，“污染重灾区”河北沧州、山东临沂、河北承德、河南驻马店4个城市的政府负责人先后被约谈。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陈吉宁说，约谈地方政府负责人，是抓住了环境保护的“牛鼻子”。2015年，环保部对33个市（区）开展了综合督察，公开约谈了15个市级政府主要负责人。“我们也督促各省（区、市）对30%以上的地市级政府进行了环保督察，对31个市进行了约谈、20个市（县）实施了区域限批、176个问题挂牌督办。” 陈吉宁说，不仅环保部约谈，也要求省级环保部门约谈，还跟其他部门一起约谈。今年年初，环保部和国家林业局一起，就自然保护区问题对有关地方政府和部门进行了联合约谈。 环保约谈制度并非新鲜事。2014年5月，环保部发布《环境保护部约谈暂行办法》，对约谈的定义、情形、对象、内容、组织、程序等做了明确规范。 2014年，环保部对3省（区、市）和7个城市政府实施了约谈。 吕忠梅表示，约谈是一种督政行为，对责任主体以诫勉和警示为主。虽然这项措施很早以前就存在，但由于种种原因，其“柔性”有余，“刚性”不足，停留于“谈”，而没有后续的跟进措施督促，因而效果不明显。 新《环保法》完善了地方政府的环境质量责任制度，明确地方政府环境保护责任的范围和方式，明确其必须接受监督的形式，并且将约谈写进了法律，从而将这一项实践措施上升成为法律制度。 在约谈形成的巨大政治与舆论双重压力下，被约谈者大多表示“压力很大”。广西百色市长周异当场立誓，“我决定自己分管环保，不信完不成任务。”山东临沂市代市长张术平则表态，“我来接受这一次约谈，心情非常沉重，我保证，不会再接受第二次约谈。” 环保部环境规划院环境政策部主任葛察忠表示，目前需要从两方面完善约谈制度，一是要实行不同部门、党委和政府共同约谈，不断巩固多级环保约谈机制；另一方面，建立媒体和公众共同监督的约谈模式，完善约谈后的监督机制。 在2015年环保部督察中心约谈发威后，2016年，有“环保钦差”之称的中央环保督察组横空出世。这是中国首次启动环保督察试点工作，污染大省河北成为首个被环保督察的省份。 2016年元旦刚过，河北省领导班子就迎来了环保方面的“钦差大人”。 1月4日上午，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河北，开始为期约1个月的督察工作，并公布了举报电话。省委书记赵克志、省长张庆伟均被中央环保督察组约谈。 督察组组长、副组长分别由环保部前任副部长周建和现任环保部副部长翟青担任，成员由环保部、中央办公厅及国务院办公厅督查室人员组成。 央视《新闻联播》解读称，与以往环保机构督察企业不同，新成立的中央环保督察组主要督察省级党委和政府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环境保护重大决策部署的情况，解决和处理突出环境问题，改善环境质量情况，落实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以及责任追究等。 2月4日，据中新社报道，截至2月2日，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河北省群众举报环境问题线索已办结21批2287件，其中责令立即改正306起，关停取缔161家，停产整改113家，限期整改118家，立案处罚113家，查封扣押32家；约谈34起，责任追究119人，公安机关立案侦查39起，行政拘留29人。 按照环保部多位官员的说法，中央环保督察组将在未来2年对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督察一遍。 向央企和大项目“动刀子” 过往，央企或大项目鲜有被环保部门整顿的新闻。 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直言，面对“两桶油”等央企的排污行为，环保部一直是敢怒而不敢查。 而从去年至今，在环保部门的相关通报中，不乏一些央企或大项目的身影。 2015年3月30日，环保部印发《关于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以“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为由，叫停了重庆金沙江小南海水电站。 《批复》称，因小南海水电站坝址位于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按照中国相关法律规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不能开工任何项目。 资料显示，该电站已筹划二十多年，自2012年2月4日获得国家发改委同意开展前期工作以来，重庆市各方一直在积极推进其尽快开工。该项目总投资约320亿元，是重庆市的重点工程，该市原市委书记薄熙来曾一个月内四次进京协调该项目。 2015年10月20日，兰州市环保局通报称，甘肃中粮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伪造污水监测数据，逃避环保监管，该案件移送到兰州市公安局进行处理，并对中粮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的主管人员处以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 |